寫在前面的話——3·15我在未名湖畔為消費者鼓與呼


一年一度的3·15又來了。筆者向同為消費者的大家奉上14年前也即2005年的3·15,我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消費維權與和諧共處》。那時我在中國質量萬里行促進會工作,那是一段火紅的年代。我和我的同事們以及廣大的新聞工作者、市場與質量管理、經濟、法學專家學者、相關政府部門工作者用心、用情、用對消費者和我們所處的社會及所從事的事業的承諾,為質量而戰,為消費者維權。我們冒著危險到城鄉結合部,到窮鄉僻壤甚至大山深處明察暗訪,尋找假冒偽劣源頭窩點,對造假者取證曝光,配合執法部門打假;我們深入社區、學校、企業、工地、鄉村宣講質量與消費、法律知識,以給廣大消費者一雙慧眼和維權的知識;我們組織有中國知名的經濟學家、法學家、質量標準管理專家、新聞工作者和市場、質量、標準管理部門的官員參加的一次次高層論壇,形成一份份直達高層的“內參”建議,掀起一次次覆蓋全國的全媒體的聲勢浩大的宣傳,構建政府執法監督、新聞輿論監督及廣大民眾社會監督相結合的打假治劣體系,為的只是廣大消費者(包括從普通百姓到共和國總理)給予我們的期盼和要求——“愿3·15是365”“質量萬里行要天天行”。

從20年前即1999年我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中國質量萬里行促進會理事會上當選第一任秘書長之時起,我就深感:質量萬里行任重道遠。因為“質量”責任重于泰山——可謂任重,“萬里行”要“行萬里”——可謂道遠。那時我們就向廣大消費者承諾:只要還有一個消費者的利益受到損害,只要還有一個企業的產品特別是名牌產品被假冒的現象存在,只要還有不正當、不公平競爭的現象存在,中國質量萬里行的使命就不會終結,步伐就不會停止,我們就將永遠伴隨著全國的消費者“天天行”。

有一點需要特別說明,我演講中的一段內容,也即對“知假購假索賠者”(即“職業打假人”)的認知觀點與現在的最高法的司法解釋支持的觀點不一致,但這恰恰真實反映了中國在加強法制建設方面所走過的真實歷程。最高法在法辦函〔2017〕181號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5990號建議的答復意見——“‘職業打假人’對于增強消費者的權利意識,鼓勵百姓運用懲罰性賠償機制打假,打擊經營者的違法侵權行為產生了一定積極作用”——正好說明并肯定了“職業打假人”的歷史性、階段性的作用,也展示了這一發展變遷歷程,我很欣慰和坦然。

3·15又至,我以此文獻給曾經共同為中國質量萬里行這一偉大事業奮斗過、爭論過、流淚過、欣喜過的我的親愛的同志們,特別是剛剛離世的、多次冒險深入造假窩點暗訪取證的李希春同志,愿他一路走好!我們把人生最年富力強的歲月共同奉獻給了質量萬里行事業,我們無怨無悔!

我選擇《昨日重現》《霧里看花》和《再回首》作為本文的背景音樂(供大家在音樂中閱讀分享文章)。《霧里看花》表明我們從事的事業性質是為了給廣大消費者一雙識假辨假的慧眼,《昨日重現》和《再回首》則是表達我深深的懷念,懷念昔日同事、戰友,特別是懷念“遠行”的戰友(以前每次暗訪小組出去,經常十天半個月甚至一個多月才能回家,我的戰前動員最后常常只有四個字:安全歸來。而今”遠行“的戰友“云遮斷歸途”),懷念“曾經與你有的夢”,致敬我們遠去的火紅的年代,致敬所有參與過、關心過、奉獻過質量萬里行事業的人們。質量萬里行事業雖然坎坷艱難、荊棘密布,但我們初心不改,“再回首,我心依舊。”

李迎豐                

2019年3月13日                



消費維權與和諧共處

——2005年“3·15”李迎豐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今天我很高興接受校學生會的邀請來到未名湖畔,來與同學們就消費維權的話題進行交流。今天是3月15日,是與大家、與消費者都有關的日子。剛才聽校學生會主席廖望介紹,我們學校舉辦的消費維權周活動今天正式拉開序幕,而我今天的演講是系列活動的開篇講座,還有其他的演講論壇、咨詢、宣傳等活動將陸續開展。說實話,我既高興,又有點緊張。就好像要與心儀已久的人第一次見面一樣的那種感覺,這種感覺我想我們不少同學肯定已有體會。其實十年前,也就是1995年,我在團中央工作時,曾組織過“全國優秀青年科技專家成長道路報告團”來過北大,但那時我是帶隊組織者,作報告的是那些科學家。此后,北大校園也來過無數次,但像今天這樣走上北大講臺,面對面與同學們進行交流是第一次。我聽主持人介紹來聽講座的也有一些老師和來校進修、旁聽的人員。我想起金庸先生來北大演講時曾“自謙”地說過一段話:“班門弄斧,草堂賦詩,北大講學。”好在我在心里安慰自己,我這不是講學。

我覺得,作為中國現代民主與科學——也就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濫觴之地,北大首先是嚴謹的,因為科學是嚴謹的,而且大家是中國學子中的佼佼者,綜合素質都很高,思維活躍,知識面廣,這就使我不敢有絲毫懈怠,我認真、精心準備了今天的演講;同時北大又是寬容的,民主的,有博大胸懷,因此,聊以自慰的是:即使由于我水平有限,講得不好,存在不少錯誤的觀點,同學們也會包涵諒解。但我還是希望大家批評之,反駁之,既可一笑了之,也可一走了之。

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有人提議為推動美國新經濟發展(即給美國經濟注入活力使之持續增長)有突出貢獻的人塑像樹碑紀念。有不少人提議克林頓,認為在克林頓兩屆任期內是美國經濟少有的持續增長發展的好時期,也有很多人提議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說他在運用財政、貨幣政策調劑經濟發展方面頗具智慧,功不可沒。但是最終通過幾大媒體和民意調查機構測驗,得票最多的既不是克林頓,也不是格林斯潘,而是消費者群體。也就是說,絕大多數人認為消費者群體在國家經濟發展中起著主要作用。

美國著名企業管理大師亞科卡上世紀末曾有過一句在美國企業管理界甚至其他各界產生非同凡響的斷言:“推銷員引導美國新世紀”。為什么?推銷員僅僅只是紐帶與橋梁,他們的背后是廣大消費者。由于推銷員了解、熟悉消費者的消費需求、消費欲望、消費能力和消費習慣,因此,他們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消費者的代言人。而又由于消費者的消費需求(方式、欲望、能力)決定著產品生產,決定著產品的升級換代,決定著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規模,尤其在由市場導向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能進而引導著產品結構、企業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布局,最終引導著工業經濟的發展,引導著經濟與社會的全面發展。由此可以說:是消費者引導美國新世紀。

1962年美國總統肯尼迪在向美國國會提交的《關于保護消費者利益的總統特別國情咨文》中明確提出了消費者的四大權利,即安全保障權,了解實情權,自由選擇權和意見受尊重權。1983年國際消費者組織聯盟確定每年的今天為“國際消費者權益日”。以此為原點,兩年后,也就是1985年聯合國通過了由國際消費者聯盟提交的《保護消費者準則》,這是一部對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具有指導意義的消費者保護國際規范。關于消費者權利,國際消費者聯盟提出的八條權利最具有代表性。十年后,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于1993年10月31日正式出臺獲全國人大通過,1994年1月1日施行,其規定的消費者九項基本權利基本上是遵從國際消費者聯盟所提出的準則的,這表明,我國在尊重消費者權利,提高消費者權益意識方面邁進了一大步。

這么多年來侵權與維權,誠信缺失與呼喚誠信一直是消費過程中買賣雙方的博弈內容。中國質量萬里行促進會每年圍繞這些主題開展一系列活動,今年“3·15”中國質量萬里行組織的“中國消費維權論壇”的主題就是“理性消費、理智維權、和諧共處”。今天我與同學們交流的話題就是:消費維權與和諧共處。我講三點。

一、消費維權的現實意義

1.消費投訴維權有利于社會與經濟的和諧發展

(1)消費維權能凈化生產者的生產環境。消費投訴維權的過程往往也是強化市場選擇機制的過程。一則那些深受假冒偽劣、失信侵權之害的消費者的投訴,利于幫助投訴維權機構掌握假冒偽劣及失信侵權的信息,以便他們或轉交政府執法部門查處,或組織、協調借助新聞媒體曝光,讓假冒偽劣者及失信侵權者無生存之地。二則投訴可以視為一種市場、顧客反饋產品及服務信息的特殊方式,能讓企業更好地了解市場,了解消費者,了解產品及服務的缺陷,以便不斷改進和解決生產及服務過程中的質量問題——既能不斷清除真正的造假者、誠信缺失者、侵權者,清除“壞車”生產廠家,避免出現“劣幣驅逐良幣”、“壞車擠垮好車”的市場逆淘汰現象,又能不斷幫助一般守法企業提高產品生產及服務質量。這樣,就能夠凈化企業的生產環境,保證資源配置渠道的暢通,使各生產要素和資源配置效率更高、更合理,更有利于激發企業投資積極性,進而拉動良性的投資需求。這里的“壞車”、“劣幣”指代所有假冒偽劣產品,“壞車市場模型”又叫“二手車市場模型”,這是美國一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阿克羅夫提出來的,他寫了一篇文章《“檸檬”市場:質量、不確定性與市場機制》,討論在信息不對稱下雙方博弈的市場模型。“檸檬”在英語俗語中是次品的代名詞,與“李子”(優品)相對應。

(2)消費維權能凈化消費者的消費環境。投訴維權能強化消費者維權意識,而消費者維權意識的提高能對假冒偽劣產品產生一種倒逼高壓態勢。并且,能用這種具有馬太效應的市場消費反饋機制來警示生產者以質取勝,同時促使市場銷售服務部門嚴把進貨關,嚴控物流渠道,讓那些假冒偽劣產品不能大行其道地進入市場,有利于凈化消費環境,讓廣大的消費者能放心大膽地安全消費,提高消費者現實消費積極性、消費能力和未來的消費預期,進而拉動消費需求。而上述兩個需求——投資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拉動又能制造和提供就業機會,減緩現實的就業壓力,進而推動社會與經濟的穩定和諧發展。

(3)消費維權能提高消費者的理性消費能力。由于消費是一種復雜的心理活動,不少消費者在具體消費時難免偏離自己的理性判斷,有時其消費是非理性的、不科學的。如超出實際消費能力的高消費及超出實際消費需求的奢侈性消費、炫耀性消費,使社會的消費需求(消費能力與消費傾向的結合)失真,出現反需求規律,其消費——特別是心理滿足功能所致的精神消費——在一定時期內呈現出“邊際效益遞增”,違背了凱恩斯提出的并被世界認可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規律。這樣就給社會供給(企業生產)一個不真實的信息,容易使供求脫節并引起結構性失衡;同時對于我國相對資源匱乏的國情來說,又不符合可持續發展觀和綠色消費觀,與我國目前倡導的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相背離;還由于消費的極端奢侈性、炫耀性容易刺激低收入階層的不平衡感,容易產生社會不安定因素,凸顯因基尼系數不斷升高所伴隨的社會矛盾。這種貧富差別帶來的社會矛盾并不是獨獨地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國人中產生,在世界各國都會存在這個問題。如北歐一些高福利國家貧富差距較小,社會相對更和諧、穩定,以及他們不惜以經濟發展效率為代價來保證普惠式的高福利政策就反證了這一點。即使是在馬克斯·韋伯所推崇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相互促進體現得最好的美國——即鼓勵開疆拓土,創業致富,崇尚勤勞致富,具有良性致富競爭觀的國度里也會產生不平衡感。民主、共和兩黨一直在福利政策、稅收政策上大做文章,或討好窮人,或討好中產階層及富人,不停地爭論社會福利與經濟效率問題。所以,現在有人提出在強化以稅收與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第二次分配調節的同時,鼓勵加大第三次調節,即鼓勵一些機構和富人自愿捐款,搞社會慈善事業。我認為這是有益于社會的,這也符合“智豬博弈”結果:讓大豬去按進食開關,讓小豬守在槽邊吃食,利于穩定。另外我國由于不少消費者購買力有限卻又有較強的心理榮耀滿足需求,因此在一些日常用品(如服裝)方面知假買假,特別是買假名牌。依據經濟學原理,消費需求決定供給水平,這種主動購假加大刺激了假冒偽劣的供給,客觀上損害了真正的名牌產品和名牌產品生產企業,影響了市場經濟秩序,最終既損害了真正名牌產品生產企業的生產環境,又損害了消費者自己的消費環境。而投訴維權能夠幫助消費者樹立科學、理性的消費觀,強化健康的消費心理。一方面消費者用自己真實的消費方式來引導、刺激企業生產出質量優秀、價格合理、不斷升級換代的名牌產品,讓那些攪亂市場的假名牌沒有生存的基礎;另一方面,幫助消費者逐漸克服以交易動機、謹慎動機、投機動機為主體的流動偏好,引導、鼓勵消費者積極地、科學地消費,以解決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特別是能夠引導部分消費者理性消費,克服那種畸形的榮耀心理所引致的奢侈性、炫耀性消費方式,樹立綠色消費觀。

2.消費投訴維權有利于化解社會經濟矛盾

消費投訴是一種利益糾紛和矛盾的碰撞結果,是正當的維權行為。雖然在很多情況下買賣雙方也有在合理框架下解決矛盾沖突的愿望,但往往缺少有效的溝通手段和紐帶橋梁。特別是隨著我國國民權益意識的增強,各種利益訴求的表達將會或已經成為常規性的社會現象。具體到消費領域來說,這種消費維權意識的迅速增強與有效的表達權益、維護權益的渠道及機制的相對滯后所帶來的矛盾日趨明顯,這樣往往很多的買賣雙方的權益(主要是作為弱勢群體的消費者的權益)難以順暢地表達與維護。一些消費者被嚴重侵權后容易從集聚憤懣走向極端反抗,采取過激行為——消費領域中激烈的沖突、對抗行為往往是由消費者情緒憤懣集聚到一定程度的爆發,而憤懣往往由小的消費事件糾紛引起,由于沒有及時解決好,或消費者根本沒有得到尊重與關注,這種心中的對消費行為對方的不滿就會發展成對社會現實的不滿,或引發集群性的非理性的過火的行為,如砸車、焚燒產品、堵塞商場、影響交通、扣押人質,打人傷人甚至致人死亡等。因此,通暢的利益表達渠道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減少極端對抗、營造良好的人際交往與社會和諧交流的環境。消費投訴維權就是滿足和尊重消費過程中買賣雙方(主要為消費者)利益表達的話語權,是連接雙方、化解矛盾、融合關系、走向共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紐帶與橋梁。

二、當前在消費維權方面存在的問題

目前,盡管我國消費者的維權意識有了很大提高,各相關維權機構維權工作也有了較大改進,但是,投訴維權工作與市場經濟發展需求,與消費者的利益訴求表達客觀愿望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主要體現在受理投訴解決手段受限,解決率不高。前幾年解決率只有19%,近一兩年投訴解決滿意率也只占投訴總量的30%。那么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也可以說是在消費維權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幾點:

一是一些自然壟斷、行政壟斷部門,特別是提供半公共物品部門牟取壟斷利益的觀念根深蒂固。半公共物品是相比于純公共物品而言的。純公共物品具有完全非排他性和完全非競爭性這兩大特點,包括一些市政設施如下水道、路燈,還有警察、消防、國防等。那么,顧名思義,半公共物品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競爭性,但又具有獨特壟斷性。提供半公共物品部門包括郵政電信等通信部門,鐵路、民航、航運等交通運輸部門,供水供電供熱供氣部門,教育、金融、醫療部門等。在這些部門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無視消費者的權益,無視相關法律規定的現象,或本來就因為相關的部門某些法規是“惡法”,是不平等的“霸王條款”,而相應的“良法”建設沒跟上,侵犯消費者權益的現象嚴重。這樣的部門往往正是消費投訴率高、解決率低的主要當事方。當然,隨著我國加入WTO,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客觀上需要與國際接軌,另一方面近幾年來我國政府也愈來愈意識到壟斷只能帶來一時的利潤,卻會失去長遠的健康發展和機制的建立,因此加大了限制、反對壟斷的力度。如限制價格、強制拆分,包括最近出臺的《非公經濟36條》,給民營企業以更多的平等待遇,鼓勵民營企業進入某些壟斷行業,還有醞釀10年的《反壟斷法》即將出臺。但是這種反壟斷的力度和措施出臺的速度與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相比,與廣大消費者的利益訴求相比還有較大差距。

二是不少廠商缺少以顧客為本的真誠,不講誠信,唯利是圖。既有出售假冒品牌甚至偽劣產品行為,又有引人誤解夸大其詞的虛假宣傳以及違背消費者意愿或附加其他不合理條件的銷售行為等,如建立在單方面解釋游戲規則基礎上的循環式消費陷阱。而且當消費者主動維權時,不少廠商雖不公然拒絕,但“巧妙”設置障礙環節太多,門檻過高,刻意加大消費者維權成本和難度,以此達到讓許多消費者望“難”生畏,主動放棄維權的目的。今年春節晚會上有個相聲節目叫《咨詢熱線》,就是那個“頸是頸、椎是椎”,就典型地反映了經營者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實際手段,而這只是在消費者消費過程或維權過程中經營者玩弄的無數手段之一。

三是由于消費者相比于廠商信息嚴重不對稱,維權意識和能力較低。消費者了解商品信息、法律條款以及自身權益的途徑較少,不少消費者特別是廣大農民(包括進城務工人員)和下崗職工及老年、少年消費者這三類“弱勢群體”維權意識和能力更低。或不懂如何投訴維權,不能有效獲取證據,或缺少維權的必備經費,往往受害最多。據中國質量萬里行投訴網絡統計顯示,消費者權益受損后采取各種維權行為(包括向維權組織、新聞媒介投訴、直接與廠商協調或訴諸法律)的只占被侵權總數的11%,而上述三類消費者更少至7.8%。我們對大學生也做過調查,盡管大學生有知識,綜合素質較高,但維權意識也不強,維權比例只占10%,不到全國平均水平。普遍的想法是不合算,時間成本花不起,因要上課,時間、精力都不允許,也有經費不足的問題。

四是一些法官及司法機構人員不能正確認識消費者的合法維權行為。在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出現的法院“不承認購假索賠者為消費者”的判例中可以看出一些人以“傳統的道德觀”來判斷、評價消費者作為“理性經濟人”正常的、合法的維權獲利行為(如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進行的購假索賠行為),更多地僅憑個人的“經驗法則”、內心判斷,無需舉證,以根本不能作為判斷依據的“動機”和“購物的數量多少”來判斷是否真正的消費者,來解釋法律的客觀適用性,而無視這些消費者依法維權對侵權者的震懾作用。我們講“兩利相衡取其重”、“兩弊相衡取其輕”,這一邊是“依法維權”,另一邊是“似乎有點不合道德”,孰輕孰重?本來不難判斷。這其實是以“實質性正義”否定“程序性正義”的畸形做法,而且其所謂的“實質性正義”的本身和前提往往都是虛無的,是建立在傳統的、陳舊的道德觀念和法制思路基礎上的,沒有跳出“有罪推定”、概念先行的思維誤區,顯然與當前法治社會民法體系中的“黃金定律”之一——“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法理精神相違背,也不符合我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起碼的司法原則。這無疑助長了假冒偽劣生產者以及誠信缺失廠商的不法行為,不利于建立營造規范有序的市場機制及公平和諧的經濟競爭和消費氛圍。按照博弈論的觀點,在只進行一次或有限幾次的博弈里,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標準的納什均衡——即非合作的博弈均衡——是賣給對方低質量的產品,即出現我前面講的“壞車擠垮好車”、“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淘汰現象。這也正如“囚徒困境”中的囚徒一樣,雙方不合作的結果往往是糟糕的,是雙輸的,至少比雙方合作的結果要差。而無限次重復的博弈是治理誠信缺失行為的最好辦法,是建立信用的關鍵。

為什么往往偏遠封閉的小山村民風淳樸,古風猶存,講道德,講誠信?就是因為這些人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大家長年累月低頭不見抬頭見,一舉手一投足,一言一行都在大家的視野范圍內,這屬于無限次重復博弈。因此大家非常注重誠信、道德,害怕失信缺德行為給自己名聲帶來污點,害怕別人指脊梁骨,所謂“千夫所指,無病而死”就是這個意思。而且這不僅僅是影響自己的名聲,還會影響到自己的子孫后代。我舉這個例子并不是說我欣賞推崇這種封閉、這種古風,而是想說明無限次重復博弈和誠信的關系。消費者依法維權,就是人為地在原來一次性博弈的基礎上增加博弈的次數,使那些有欺詐失信行為的經營者有所顧忌,有所收斂。而如果我們消費者不主動依法維權,那么高興的只是那些有欺詐失信行為的經營者,他們永遠樂于玩這種一次性博弈游戲,因為中國最不缺的就是人,就是這種一次性買賣的主體。這些假冒偽劣生產經營者、誠信缺失者、消費侵權者就可以為所欲為地大動消費者的“奶酪”——誰動了我們的“奶酪”?就是他們!

五是一些消費者存在非理性維權現象。如消費欺詐、惡意退貨,以及以威脅、恐嚇為手段,以索取巨額賠償或發泄私憤為目的的要挾式投訴等。盡管這只是眾多消費者中的極少數人,但其對建立正常市場秩序,對建設公平、誠信的商業消費氛圍產生負面影響。這種現象引發投訴雙方的矛盾沖突,無助于消費爭端的解決,給投訴維權帶來困難。在這里,有一類極端特殊的例子,如有些人故意制造質量問題,買了貨以后,自己加一些異物進去(前不久報紙刊登了在飲料中加入敵敵畏,在油料中加入頭發等)。我沒有把這些人納入到非理性消費者范疇之中,這種特意制造質量問題的人,他們還與一些極少數新聞媒體相結合,由新聞媒體出面,向企業去電話,說有消費者投訴,你看怎么辦?企業害怕了,就請他們到企業來看,給企業增加了很多負擔,考察之后說:嗯!企業還不錯,就是沒有宣傳好,這樣吧,你們到我們這里做做廣告,宣傳宣傳,樹樹形象。這種事情不少,我們中國質量萬里行接到企業經營者這類舉報投訴后,會同中國記協聯合查處曝光了好幾類這樣的事情。像這種極端行為是屬于敲詐勒索,不屬于我剛才講的范圍。應該提出的是,非理性維權的消費者,即使是你買的東西里確實有異物,有質量問題,但是如果采用非理性行為,不把握好這個度,也容易觸犯法律。

三、如何搞好消費投訴維權

第一要加大立法執法力度,加大制度建設力度,而加大這兩個力度的最終落腳點就是加大對信用缺失者、消費侵權者的懲戒力度。

我認為,假冒偽劣行為、信用缺失及消費侵權行為是這些人在衡量收益和成本之后所進行的一種理性的經濟行為。當然,不排除某些行為是無意識的侵權行為,但絕大多數是理性的、有意識的行為。那么對經濟行為最有效地遏制、治理辦法就是用經濟的手段來解決,更準確地講就是用法律的手段撬動經濟杠桿來解決,使得這種消費侵權及信用缺失行為“不經濟”。一句話,就是加大失信造假侵害消費者權益者的行為成本。美國一個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貝克曾提出假冒偽劣行為有三大成本:一是直接成本,即實施犯罪過程中產生的成本,包括作案工具、材料、經費、假冒標志(防偽)等直接開支;二是機會成本,即用同樣的時間通過合法途徑謀利也即自動放棄合法經濟活動可能產生的純收益;三是處罰成本,即被查處、沒收、罰款或判刑總和。那么針對上述成本,我認為應當采取三種措施:一是要打防結合,以增加其造假直接成本;二是要打扶結合、疏堵結合,以加大造假者的機會成本;三是要打罰結合,重拳出擊,依法治假,加大其處罰成本。我們對誠信缺失者、消費侵權者最應加大的是處罰成本,加大懲戒力度。因為處罰成本是造假失信者三大成本中變數最大,同時又使之最有所顧忌害怕的因素,而其他兩個成本相對固定,是個常數。

那么是否加大打擊力度,是否用“重典”打假是直接影響造假者的造假成本,進而影響其造假心態、造假動機、造假欲望的。我國現在出臺的相關的法律包括《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刑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之中有一些法條確實寫了懲罰,也有相應懲罰規定,但其力度太輕,不僅遠輕于發達國家,甚至比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都要輕要弱。失信侵權的成本太低,這樣對失信侵權者懲戒威懾力不強。這也就是為什么失信侵權者這么多、假冒偽劣者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幾年來,我國政府也確實下了大力氣,全國上下聯手集中行動,各部門聯合,對造假者重拳出擊,查處了一批制假售假大案,判罰了一批制假售假的犯罪分子,也從制度體系的建立方面下了功夫,表明了我國政府對假冒偽劣重拳出擊的決心,也體現了我國政府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全面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深受廣大企業及消費者的好評。但是,“斗爭正未有窮期”!由于假冒偽劣這一頑疾不可能在短期內消亡,甚至可能在某些領域某一階段會更為猖獗、更具新特點,更有“抗藥”性。一些嚴重危害廣大消費者生命財產安全的假冒偽劣現象仍存在。如劣質奶粉、毒大米、毒酒、注水肉、靠農藥、激素催生的各類蔬菜、摻入吊白塊的面粉、粉絲,還有黑心棉、黑心菜、黑心醬油等依然存在。據商務部最近所作的《我國流通領域食品安全狀況的調查報告》顯示:盡管我國食品衛生平均合格率水平已由2001年的88.6%上升到2004年的92%,但由于存在這8%的不合格品,消費者對任何一類食品安全性信任度均低于50%。為什么假冒偽劣打不絕,打不痛,打不死?固然原因有很多,如:行業壟斷、地方保護主義、權錢交易式的“尋租”腐敗、GDP拜物教觀念作怪,以及我國在實現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為獲取原始的資本積累而對“三農”采取的擠壓政策等。農村往往既是深受假冒偽劣之害的重災區,又是制造假冒偽劣的重點區域,常常一村村、一片片、方圓幾十公里一起造假。他們明知這是犯法,是缺德失信,但仍然造假。多年來我國二元經濟結構所造成的“三農”問題不能說不是原因之一。因此,近兩年來我國采取的一系列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如減免農業稅費,提高農產品價格,為農民進城務工、生活及小孩入學大開綠燈,確定工業反哺農業政策等,是明智之舉。

假冒偽劣滋生并頑固存在還有一主要原因,就是如亞當·斯密所提出的“理性經濟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即獲利本能所驅使。這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引述的英國政治評論家登寧的名言那樣:“有了50%的利潤,他就敢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他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但是,我認為在眾多的原因之中,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立法、執法方面的懲戒力度不夠。在這方面,不少發達國家對失信違法者的處罰都是很重的。以打假為例,如法國對制假售假者的罰款額度高達100萬法郎,監禁2年,重犯加倍,對所有為造假者提供方便的機構關閉5年;美國對這方面的違法者罰款可達200萬美元或監禁10年,或兩種處罰同時進行,對有前科的則罰最高額500萬美元,監禁20年;一些發展中國家及周邊國家如埃及、韓國、新加坡、印度等在打假等方面立法也都較嚴,都值得我們借鑒。

雖然我國也加大了立法力度,但相比而言,仍有差距。如我國新的《產品質量法》對制售假冒偽劣者處沒收違法生產、銷售產品,并處貨值金額3倍以下罰款,相比而言仍顯較輕;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在立法的指導思想上重于對受假冒偽劣之害的消費者的補償,而不重于對違法者的懲戒;另外與信用制度建設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還有待加強,如《信用法》、《公平交易法》、《信用中介管理條例》等一些法規尚未出臺實施。雖然我國《刑法》對假冒偽劣違法者判刑規定較嚴,但我國在運用《刑法》打擊假冒偽劣方面的執法力度較輕,用《刑法》量刑的比例太低。而如果法律不嚴,打假不用“重典”,就不能對制假售假者產生震懾力,也不能很好地發揮法律本身所具有的兩個基本職能——即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引導人們行為的調整性職能和對被侵害者進行維權的保護性職能。18世紀德國偉大的劇作家、詩人席勒在他的劇本《強盜》的扉頁上寫過這么一段話:“用藥治不了的用火治,用火治不了的用鐵治。”這本來是一句醫學方面的用語,席勒用在這里表明了他對摧毀封建社會、封建制度的決心。我覺得我們在打擊假冒偽劣、治理誠信缺失、維護消費者權益方面也應該有這種決心和氣概!

第二要加大輿論監督與信用信息傳遞披露的力度。

近幾年來,不少大的質量、安全事故都是由新聞媒體率先報道、曝光才引起社會關注,引起相關部門重視并進而對事故相關責任人、對違法者查處的。新聞輿論的監督與信用信息的傳遞披露最大的好處就是使那些假冒偽劣者、失信者以及地方保護主義的丑行暴露于大眾面前,成為過街老鼠,避免他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玩那種一次性博弈游戲。特別是這種“公開曝光”是解決一些具有“權錢交易”的“尋租”關系中的官場“潛規則”的最好辦法。就像希臘神話中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樣,這些假冒偽劣及保護傘最怕曝光。美國前總統林肯曾引用過這么一句西方諺語:“你可以在一定的時期欺騙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時候欺騙一部分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所有的人。”當人們知道你的失信欺騙,將不再相信。我們說加大新聞監督輿論曝光以及信用信息傳遞披露的力度,就是要營造建立這樣一種讓那些失信者在所有的時候、對所有的人都不能形成欺騙的機制和氛圍。比如在美國、德國、英國、日本等眾多信用較為成熟的國家里,如果一個人多次不按時償還信用卡的透支額,會被銀行列入“信譽極差”的客戶名單,建立檔案,以后在全球任何地方他都將很難成為該家銀行的信用卡客戶,其“不良行為”記錄甚至進入與該銀行所有合作銀行及單位系統中備案。逃廢債務、偷工減料、乘車逃票以及造假被查等,都會被迅速上網,信息傳遍全國,直接影響其學習、就業、經營、消費、交友。甚至可以說沒有信譽,就很難生存。

第三要強化全民維權意識,鼓勵、引導消費者主動依法維權。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運用實施,如果消費者不主動運用法律維權,法律就是死的。消費糾紛大都屬于民法調解范圍,當然也有屬《刑法》或其他法調解的,但更多的是民法處理,而民法(私法)中有一特點:民不告,法不究。因此,我們要用“便捷的渠道,適當的利益補償和低成本的實現手段”來鼓勵消費者“較真”——依法維權。既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別人,更是為了整個社會。既是為了今天,也是為了明天,更是為了今后我們永遠不再需要花大力氣維權。我真正希望被侵權者勿以“利”小而不為,而要懂得為的是權益和尊嚴;希望其他同是消費者的“旁觀者”不要成為像魯迅先生所深惡痛絕的“無聊的看客”那樣麻木;更希望那些手中有裁決權的法律工作者不要以居高臨下的“道德貴族”、“謙謙君子”來強調和譴責所謂的“動機”。我到美國,在美國波士頓有一座猶太人遭屠殺紀念碑,上面銘刻著一位名叫馬丁·尼莫拉的德國新教牧師在“二戰”后留下的帶有深深懺悔之意的短詩:“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后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后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魯迅先生和馬丁·尼莫拉牧師的感受給我們今天的啟示是:在那些被扭曲的事實面前,在那些誠信嚴重缺失的丑惡面前,在那些侵害我們作為一個人的權利行為面前,在那些被權貴藐視的正義面前,哪怕這一系列事情看似離我們很遠,我們每個人都要以我們的良知和正義“站出來”說“不”!作為消費者的我們,面對消費者權益被侵害(哪怕只是一件小事)時,我們應“站出來”;當我們看到其他消費者受損害時,我們也應“站出來”。達爾文在他的《人類的起源》一書中提出:在自然界,最適于生存的不是那些在體力上最強的生物,也不是那些最狡猾的生物,而是那些無論強者弱者都能聯合起來互相援助的生物。溫州“小狗經濟”的發展模式,以及眾多企業在行業協會組織下聯合積極應訴、反訴國外反傾銷(打火機)制裁并獲勝的實例就是一明證。中國消費者協會武高漢曾在我們中國質量萬里行促進會組織的“3·15論壇”上講過這么一個例子:某國消費者集體“罷話”——即把話筒摘下來放在桌上一小時,原因是該國電信部門拒絕向消費者出具話費清單。這一聯合行動使該部門損失600萬美元。電信部門馬上改進工作,向大家提供了清單。而前不久,王海向中國網通集團北京分公司申請查詢固定電話通話清單遭到拒絕,網通拒絕的理由是設備技術層面存在障礙,無法提供清單服務,而且拿出《電信條例》說:“條例對本地通話提供清單沒有強制性規定。”這是典型的霸王條款、循環式論證推理。王海訴至北京西城法院,尚未審理(據悉,3月下旬法院駁回王海的起訴,理由與網通公司相同——演講者后加注)。這里就有一個“搭便車”的問題:眾多消費者被侵權,維權者卻要自己承擔代價成本。所以應有一定的利益激勵手段來引導大家主動維權,更主要的是大家要團結起來。只有這樣,只有我們消費者都聯合起來,那些假冒偽劣者、失信侵權者才會真正成為過街老鼠。當然,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經濟秩序的規范與整頓,最需要的是制度、法律體系,管理市場秩序主要靠國家行政部門。但是,也同樣非常需要廣大公民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共同作為,并且是與立法要達到的目的完全一致的積極、主動的作為。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從法律上對消費者進行保護并對經營者的欺詐行為予以加倍懲罰,就是為了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和正常的交易秩序,是法律賦予消費者在索賠時的一種權利。據參與起草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專家說,確定第49條,就是想以經濟利益調動受欺詐的消費者維護自身權益的積極性。我認為:法律就是通過這樣一種價值衡量和利益機制,讓社會力量發生作用,讓政府與消費者結合起來,共同規范經營者的經營行為,營造良好的和諧的消費氛圍。

說到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維權,說到知假購假并依法索賠,我想談一下大家很關注,也常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即這些知假購假并依法索賠者的義利觀、道德觀的問題。這類人中的典型代表是王海。我說的王海只指他當初知假買假然后依法索賠的行為,只是一個特定歷史概念,是一個群體、一種行為的代名詞。我認為,這些人的行為是在我國法制建設進程中,那些充滿競爭意識、經濟意識、權益意識的消費者對假冒偽劣生產者、對誠信嚴重缺失者、對消費侵權者的行為不滿到極點的反擊,是中國消費者在走向成熟過程中,在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過程中自覺運用法律武器向“違法者”討要說法的針鋒相對的較量。屬于特殊意義的“以身試法”——看法律是否客觀、公正、有效。我贊同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的一句話: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是一個誠信的社會,而在這個社會中消費者應該是傻傻的,而不應是過于精明的。我認為要達到大家都能“傻傻的、單純的”地步,也就是進入“自由王國”,還需要大家共同走過“精明、小心、較真”這一“必然王國”階段。這些購假索賠者尤其向我國的司法界提出了是依法辦事還是依傳統的道德辦事的問題。知假買假不符合“傳統道德”(只是如一些人認為的那種傳統道德——姑且不論是否正確),但同樣應受法律保護。有不少人——包括上面講的法官、政府官員和不少同是消費者群體中的人——對王海式的人嗤之以鼻,認為他們動機不純,“重利”,視其為“刁民”、“假冒消費者”。前兩年在上海、武漢等地都有法院判這種“知假購假”再依法索賠的“王海”敗訴。《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都先后刊發了采訪我對此類判例結果的意見,把判決結果與我不同的意見放在一起發表,引起了較強的反響。這些法院的法官判他們不是真正消費者,是因為他們買的東西數量太多,超出一個消費者應有的消費范圍。那么我們來問一下,什么是消費者?買多少又是消費者與非消費者的界限?說到這里,我認為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對什么是消費者的概念都沒有闡述清楚。也許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是公理式的概念。但恰恰是這一缺陷帶來的模糊,讓一些法官充分運用了。那么到底消費者是如何明晰界定的?英國《牛津法律大辭典》與美國的《布萊克法律詞典》對此有幾乎完全相同的解釋,而這種定義又是被世界各國基本認同的:“所謂消費者,是指購買、使用、保存和處理商品或服務的個人或最終產品使用者。”不同的消費者,其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欲望以及與一件物品使用頻率有關的消耗速度因人而異,千差萬別,你能說他買10個耳機不合常規,就不是消費者進而不受消法保護了嗎?他既可自己用,又可保存,還可饋贈親友(屬于處理范疇)。我家裝的是吸頂燈,燈管一壞,如果我妻子去買燈管的話,常常是一根,而如果我去買的話,往往至少買10根,甚至10多根。我最不愛逛商場,老跑浪費時間精力。一個家庭內成員消費習慣都差十好幾倍,你能說我不是消費者嗎?今天,我們給北大學生會帶來100本消費維權方面的書,當然這是單位花錢買的,但完全有可能我自己掏錢買,我作為消費者能夠處理——即饋贈給我心儀已久的北大同學們,你能說“書本重復,超出實用范圍,不是消費者嗎”?我很喜歡打乒乓球,也很喜歡馬琳,他的堅強的意志、毅力、頑強的拼搏精神令我欽佩。我聽中國乒乓球隊領隊黃飆說過,馬琳訓練非常刻苦,跑動特別多,平均每三天要磨壞一雙鞋,一天磨壞一雙襪子,而有些人往往一年還穿不壞一雙運動鞋,這個差別達幾十倍甚至一兩百倍,你能確定馬琳不是消費者嗎?當然,嚴格地講,由于我國舉國辦體育的體制,馬琳的鞋襪不用自己買,或公家買,或廠家贊助。但外國很多球手如薩姆索諾夫、老瓦、施拉格、格林卡以及我國臺北的莊智淵等都要自己花錢請教練、添設備,“背著行囊走天下”,肯定一樣費鞋襪,那又如何判定他們消費者身份呢?何況如果恰好某一法官是禁欲主義者(對不起!),那么憑自己的“經驗法則”,如何能理解那些具有“奢侈性”、“炫耀性”消費習慣的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呢?而事實上盡管他們非理性,但他們仍是實實在在的消費者。因此法官們以數量多來否定消費者身份是站不住腳的。其實我認為,這些判例的背后,這些法官內心中更關鍵更深層的因素是不少人認為“王海”的行為不合道德。如果他義務打假,學雷鋒(比如說像另一個義務打假的郭振清)則值得推崇支持。而這種“重利”式的索賠動機不純,不是“謙謙君子”型的行為,是另類,讓人不舒服,不能助長這種“刁民”行為。其實這是中國傳統的重義輕利道德觀念的極端表現,這是一種虛空的不切合這個時代大多數人的實際思想水準的道德觀。一個時代的道德標準實際上離不開對一具體行為的客觀效果的判斷,離不開是否有利于社會、有利于絕大多數人,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社會、有利于絕大多數人利益這一判斷尺度。

大家知道:在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源的主要配置方式是受一只“看不見的手”即市場的調劑來完成的。亞當·斯密曾在他的《國富論》中論述道:“一般說來,單個的個人實際上既沒有增進公共利益的打算,也不知道他的行為增進了多少公共利益。都是在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下最終增進了社會的利益,通過追逐自身的利益,他對社會利益的不斷的促進作用甚至比他想要這么做時更為有效。”亞當·斯密認為在社會中存在著一種協調的秩序,能夠把個人天然的、幾乎是與生俱來的追逐私利的欲望轉化為社會的利益。恩格斯也說過“人們通過每一個追求他自己的、自覺期望的目的而創造自己的歷史。”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嘲笑費爾巴哈:當他說“善創造歷史”時,他以為自己說出了多么高明的論斷,殊不知,老黑格爾早就說出了比他高明得多的論斷,這就是“惡創造歷史”——我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這里說的惡是指“私利”以及與此相關的行為。我們沒有理由要求作為“經濟人”的王海的動機“只講義不講利”,只要他合法,重利無可非議。

話說回來,即使是被那些法官們所強調的中國傳統的義利觀、道德觀,也值得我們審視與反思——我們真正理解了嗎?

在我們的印象中,孔子以及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是重義輕利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但是,其實這種傳統道德中的義利觀,是大意義上的義利觀,而且是正視肯定人們的義利本能的。孔子、孟子、荀子、曾子等人的“義”、“利”觀亦如此。荀子就說過:“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春秋時期魯國有一條法律:如誰將在國外淪為奴隸的魯國人贖出來,回國后可到國庫報銷。孔子學生子貢到國外,花錢贖了好些個淪為奴隸的魯國人,回國后并不到國庫報銷,以顯示自己追求“義”的決心與真誠及品格的高尚(也許并不想刻意顯示而是自覺)。孔子知道此事后嚴厲批評了這種行為,理由是,這種行為從客觀上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將阻礙更多的已淪為奴隸的魯國人被解救出來。因為,當別人同樣遇到此事時,就會陷入兩難境地:墊錢贖人回國不報銷,則自己利益受損;如報銷,則會顯得品格不高尚。于是許多人就會裝做沒見淪為奴隸的魯國人。其結果,法律則會成為廢紙。孔子另一學生子路,救一溺水小孩,并收受小孩家人一頭牛的酬謝,孔子予以表揚,說:“收受酬禮,倡導救人之風,以后一定有更多的人救人了。”孔子認為:“義”與“利”并非針鋒相對,“大義”的實現很多是通過“小義”的被放棄來完成的,有時個人的“仁義”行為可能引發與社會目標相反的結果,而“義利”相容反而可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我認為《國語》中的“義以生利,利以豐民”高度概括了古人們的義利觀。我們今天講“以人為本”,首先就得理解和肯定并保護人的追求利益的本能。去年修訂的《憲法》中強調保護私有財產就是進步。消費者的購假索賠,就是這種“義”與“利”的相容與結合。也只有義利相融,才能解決“搭便車”問題。利從何來?就得從懲罰中來,讓假冒偽劣者,讓誠信缺失者及消費侵權者承擔。

美國紐約有一植物園,原來豎有警示牌:“凡偷竊損壞花木者罰200美元”,效果不好,后來他們將警示牌改為“凡檢舉偷竊損壞花木行為者,獎200美元”,效果很好,因為這樣的話就由原來幾雙眼睛監督變為幾百雙眼睛監督了。湖南省質監部門在全國率先公開向消費者承諾,舉報銷售假酒鬼酒、假化肥者將獲得等同貨值三倍的獎勵,深得消費者好評,效果很好,調動了廣大消費者積極性來共同打假。這是信用擔保和信用懲戒的結合,有效地運用了利益機制。這種用國家公信擔保,用經濟利益來鼓勵的辦法,能分擔、消除消費者風險,使之真正放心消費,使之有積極性打假及消費維權。盡管這只是權宜之計,從長遠來說我不贊成如此,但在我國建立完善有序的市場機制的初始階段,并且相關法規不健全、力度不大、消費者自我保護能力不強的情況下是有積極意義的。這正是政府在建立完善市場機制方面真正起著“守夜人”的作用——向每一個參與市場競爭和消費的主體奉上一個公平公正、有序有效、凈化了的市場。我同意張維迎教授的說法,社會需要的是正常的商業道德,這種正常的商業道德就是使每一個人都有積極性去維持它,而不是靠極少數人的自我奉獻、自我犧牲以及高尚的純潔的“動機”來維持。我們這么多年來為什么沒有建立起來良好的商業道德和信用,關鍵就是缺少這種對公民作為經濟人的追求“利益本能”的道德水準的正確認識和定位,缺少這種“以人為本”的能鼓勵人們理直氣壯地保護、實現自己利益的機制,也就是“王海”們能使用的這種機制,特別是缺少誕生、健全這種機制、法制的人文、心理氛圍——即使有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還會被人以“動機不純”、以“假冒消費者”的解釋來設置障礙。而這種基于“經濟人”的公民道德恰恰又是以人為本的在法制框架內運行的最基本、最廣泛、也是推動社會與經濟協調發展最有效的道德。

上世紀80年代發生的“蛇口風波”——即有演講者在一次與蛇口青年懇談對話中說到深圳來打工做事的青年人中許多是來“淘金”的,而不是來奉獻、來建設深圳的,這引起了眾多與會懇談的青年人的反感和爭論,全國各媒體都展開了討論。其實客觀地講,那幾位演講者在那個時代絕大多數的演講是非常好的,其對剛從“文化的沙漠”里走出來并且原有的理想信念坍塌而新的精神支柱尚未樹立起來的青年人來說,他們的演講可以說從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播撒“真善美”的種子,塑造美好的心靈,樹立理想、陶冶情操等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在“蛇口風波”中,他們高估了或者過高地期待著青年的整體道德水準,他們的這種判斷和結論沒有真正理解大多數人的道德基準——而這又恰恰是最自然、最本能、最真實也是最持久、最合乎人性的道德觀。正是一大批持有這種道德觀——即來打工掙錢——的人(主要是青年人)托起了深圳,創造了深圳速度,譜寫了讓廣大中國人自豪和驕傲的經濟建設的奇跡。他們的行為用亞當·斯密和恩格斯的話來詮釋再恰當不過了。

第四要堅持辯證地認識并對待消費行為中的“弱者”。

首先,應辯證地認識消費行為中的“弱者”。就一般消費糾紛、投訴中買賣雙方來言,單個消費者相比于廠商,往往是弱勢方(這在消費糾紛、投訴比例中占絕大多數),而在這些人群中,農民、下崗工人和兒童老人是更為突出的弱勢方。但是,當面對一些非理性維權的消費者時(特別是那些要挾式投訴的消費者時),廠商則成了弱勢方。因為害怕曝光,害怕這類消費者過激行為的彌散負效應,往往不少廠商采取“無原則退讓”,“花錢消災”,“花錢保名聲”,否則,即使上了法庭,官司贏了,名聲一樣受損,多年來的名聲毀于一旦。媒體即使客觀追蹤報道,也會因事態先“抑”后“揚”的固有特性,而使廠商受損,而且這種損失是無可挽回的,多年來的名聲毀于一旦。一些采取“要挾式投訴”的消費者正是抓住廠商這種忌憚心理進行欺詐的。實際上這是目前我國消費市場機制不健全,消費者群體不成熟,極少數媒體缺乏公正與理性,人們對媒體宣傳的心理承受力和辨別力不強、獨立性不強的畸形表現。非理性維權只能引起矛盾,遠離消費者維權索賠的初衷,既不利于解決矛盾,又不利于社會公平的競爭機制與和諧的消費氛圍的形成。

其次,應正確地對待、扶持消費行為中的“弱者”。對消費行為中的弱者的支持應體現為在道義上堅決支持、同情及在行為上進行援助,但是在解釋、采用法律上不能偏袒弱者。幫助弱者不應理解為“以情代法”,讓法律尺度傾斜,而是體現在幫助他們更便捷、更合理地運用包括訴諸法律在內的手段來維護自己權益。如在采證過程中、采證方式上、投訴程序的了解、相關法律法規的運用、維權渠道、方式的選擇以及在經濟上、輿論上、道義上的支持幫助等,使之在解決問題之前盡量減少走彎路,走無效程序、無效行徑,縮短與“強勢方”的差距;使雙方更加平等地坐在一起,平等地尊重與運用法律、法規,平等地訴求自己的權益;給消費過程中買賣雙方以公平的話語權,讓他們雙方的利益表達渠道更暢通,使他們的各項權利得到充分表達、尊重與維護;讓雙方都能真正自覺地懂得并恪守亞當·斯密所提出的“經濟人”應有的三種品德,即“充分的慎重”、“嚴格的正義”和“適度的仁愛”。以往我們介紹亞當·斯密時往往只注重他的《國富論》,而不注重他的成名作《道德情操論》;只注重他闡述的“經濟人”的獲利本能,沒注意到他說的經濟人首先必須所具有的品德前提。這其實與我國所說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是相同的。這個道就是國家的法律法規,就是有利于、至少不損害其他(大多數)人的利益。這在經濟學上也符合“帕累托改進”。現在國際上(特別是歐美)正倡導并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時興SA8000認證,即Social Accountability認證,國際標準化組織也正在擬定相應的國際標準。其實這最早就應追溯到亞當·斯密——他當時就提出:企業的社會責任更多的首先就是道德方面的責任,而不是法律方面的責任。只有這樣,只有企業生產者具有較強的社會責任,廣大消費者具有理性消費能力和意識,消費過程中的買賣雙方才能真正和諧,真正達到雙贏的結果,我們也才能真正營造出良好的生產環境和消費環境,才能真正構建“和諧社會”。

今晚耽誤大家近三個小時,就講到這里吧,下面留點時間回答大家的問題。

謝謝大家!